车广锦

高等教育，本科生阶段重在打知识基础，培养广泛接受知识的能力；研究生阶段重在学做研究，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本科生是求学的，求科学知识和学习能力；研究生是求经的，求科研真经和人生真经。

1、真经是什么

研究生从师取经，作为导师需要思考什么是科研真经？

每个学科都具有自身特性，各高校所设置的研究方向应有其特色，每个研究生也各有自身特点。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应根据这些特性、特色和特点设置课程，既要讲“刀枪棍棒”、“扎马步”，以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又要讲“拳经”、“剑谱”，以提高学生的知识层次和理论层次。这便形成了学位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的还有补修课程。无论是“刀枪棍棒”、“扎马步”，还是“拳经”、“剑谱”，都是知识或知识的体系，而不属于“经”的范畴。

导师给研究生讲授治学方法、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这一层面上的方法论是低层次的“经”，而不属于真经。

真经是什么？

爱因斯坦曾把科学研究比喻为在木板上钻孔，说有人挑薄板钻，有人挑厚板钻，爱因斯坦本人则专挑厚板钻。钻厚板的科学家具有钻厚板的境界和信念，钻厚板在经历艰辛的同时也形成独特的感悟和体验。将这种境界、信念、感悟和体验提炼成为“心法”，这便是真经。

中国古代神话说，在深潭底部的洞窟中卧着苍龙，世间至宝明珠便在这苍龙口中，只有下苍龙窟才能获得至宝明珠。科学工作者应将“下苍龙窟”理解为科学探索，将“至宝明珠”理解为科学真理。下苍龙窟探取明珠，不同于垂钓水面上的小鱼，也不同于放长线钓大鱼。亲身潜入深潭底部，要经受寒冷、黑暗和压强的考验；在潭底的诸多洞窟中探寻到苍龙窟，又要经受孤独、迷茫和挫折的困扰；从苍龙口中取出明珠，还得承受紧张、恐惧的心理压力；甚至这一处潭底的洞窟中没有苍龙，又得经受失败的打击。探取至宝明珠，需要崇高的境界、超凡的胆识、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舍命求真的勇气。

取得明珠公诸于世，还得经受世间残酷的一面。或被贬为鱼目，或被斥为荒谬，或欲毁之，或欲窃之，或欲夺之，或遭冷遇，这就得守护明珠。守护明珠所经受的困扰、压力、打击和考验，往往超过探取明珠，因此更需要顽强的精神和高贵的品格。伟大的科学家都具有守护明珠的经历，为守护明珠和证明明珠不懈地努力，有的甚至默默地奉献毕生的心血。

下苍龙窟探取明珠和守护明珠，也就是发现真理和捍卫真理，是将人生作为祭品奉献给科学的祭坛。将发现真理的感悟和体验，捍卫真理的信念与智慧，升华成为“心法”，这便是真经。

每下苍龙窟探取一颗明珠并加以守护，便求得一本真经。多次下苍龙窟探取多颗明珠并加以守护，便得到多本真经。将这些真经融会内化，便形成真经的体系。真经的体系，便是思想的体系。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是思想家，至少心中如此。科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一流科学家的知识结构往往不是太好，而二、三流科学家的知识结构则相对较好。这说明知识和方法不等于真经，也不等于思想。要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知识和方法只是基础，重要的是思想，是境界，是真经。

如蔡元培的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陈寅恪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爱因斯坦的“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真经。

研究生不仅要掌握知识、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取得真经。

2、真经在哪里

唐僧去西天取经，真经在大雷音寺佛祖那里。研究生从师取经，真经在哪里？

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创造性因子，导致教育上形成“师承”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方法的训练，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读书的方法是博闻强记，读书的境界是知识渊博，理想的学生是像老师，不重视能力的培养，基本没有创造的概念。这种教育模式和思维定式，自然会使学生认为真经在导师那里。

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定个人的价值，只讲服从的道德和义务，导致学术界的情形与教育界基本相以，在观念上是论资排辈，在行动上是亦步亦趋。学术青年追求的是像权威，这样就不至于离经叛道，就容易得到肯定和提携。学术界衡量一个青年的标准，在潜意识中是“他像谁”。这种学术风气自然会使青年人认为，真经在权威那里。

研究生所要求取的真经真的在导师那里吗？教育界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高校的教师团队具有权威性，不能说没有真经，他们教给学生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系统训练，使得学生的专业基础相当扎实，理论功底也较为深厚，但学生出道后却少有创新精神。这种现象说明，导师的真经只属于导师本人，学生念得再好也不会成为自己的经，研究生所要取的真经不在导师那里。

评判农户的家风和家境，仅凭各户所编柳筐大致可以知晓，牢固实用者大抵是敦厚诚实、勤劳致富之家，加之美观者多为耕读之家，反之则常为懒惰泼皮之户。在以手工制作衣服的年代，鉴别妇人的面貌与品行，观其缝制的衣物便可明了，貌端贤淑之女所逢制的衣服人皆合身而显精神，泼妇即使为自身做衣也不能合体而更增愚劣。同样，如果让多名绘图员绘制简单器物的线图，由一人量取数据，所绘之图虽都准确，但视之却各不相同。编制柳框和裁剪缝制衣服属于创作，绘制线图则是再创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的本性和心智各不相同，无论什么作品，所创作的都是对创作者本人的一种描绘。所以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情，皆显其本性，都是在以事实说明自己的品质。不同的本性和品质，所观察到的世界便有所不同，对事物的体会和感悟也不尽相同，感悟至深所形成的心法便也有一定的区别。由此可知，心法因人而异，真经存在于各人自己的心中。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真经。研究生所要求取的真经在每一个研究生自己的心中，只有进入自己的心中，才能取得属于自己的真经。

邓小平晚年说过，中国在教育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研究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当是“失误”的内容之一。华人诺贝尔奖得主都成就于海外，早年多是在西方接受研究生阶段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中国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失误。在知识的传授和继承上，“师承”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教育的固定模式就值得怀疑了。学生不知道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又怎么会去创造？！自己不亲身去创造，又怎么能求得真经？！只讲师承，不讲创造，只是让学生迷信导师的知识，念导师的经，而学生不知道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迷失自我，缺乏创造力，往往成为导师的附庸、技术的工具、知识的奴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来说，匠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教育界的师承，必然导致学术界的亦步亦趋；教育界的“像”导师，必然出现学术界的“像”权威。“像”就是迷信，就是否定个人的价值，否定创造的价值，抹杀青年人心中的真经，其结果不仅仅是教育界和学术界，而是整个社会都缺乏创造力。目前高校热切期望引进学术大师或大师级人才，殊不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和行政体制等多种原因，至少在人文科学领域，大师已基本绝迹，学者也寥若晨星，部分权威只是由资料和掌故堆砌而成。现在虽已在鼓励创新，但创造力的培养远非行政指令那样简单，需要思想、文化、体制、教育的联动，形成创新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精神。

中国教育界正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科技界充满对诺贝尔奖的向往，这体现了中国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如果对文化和教育没有一个相当的改造，中国要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人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改造的标准之一，是人人都知道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至少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是这样。

人类具有创造的欲望和天赋，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就是要激发创造的欲望和激情，这是科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动因。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学生才会尊重自身的价值，追求高尚的人格，培养科学精神，才能够成为知识和技术的主人。应该使研究生具有这样一种意识：现有的知识、理论和方论都是人创造的，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创造新的知识、理论和方论；一个科学工作者重要的不是掌握了什么，而是发现了什么和创造了什么，不是掌握了多少，而是发现了多少和创造了多少；掌握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创造的意识愈强，掌握知识的欲望便愈强。明白自己心中有真经存在的人，便会自觉追求人类至高的灵性，有望成为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栋梁。

告诉年轻人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这就是大爱，这就是尊重。

让研究生知道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这是导师的首要责任，也是时代的重要任务。

3、怎样传真经

研究生所要求取的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是否就不再需要导师传授真经呢？

一个人意识到真经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已非易事，而要进入自己的心中取得全部真经，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难。怎样进入自己的心中？求取怎样的真经？这在思想层面存在一个导向问题，在技术层面存在一个操作问题，这就需要导师的点拨和引导。对于学生取经来说，导师的真经如同汤药的药引，没有药引中药则不能发挥药效，没有导师传授真经，学生则难以进入自己的心中取得真经。换句话说，就是学生心灵中的思想火种，需要导师用博爱和智慧去点燃。所以，尽管真经存在于研究生自己的心中，但仍然需要导师传授真经。

既然需要导师传授真经，就存在一个如何传经的问题。

导师应当从一开始就引导学生进入自己的心中，首先要帮助学生点亮心中的明灯，让道德和高贵在心中生根，逐步长成参天大树。再就是引导学生在读书、研究和生活中体悟自己的心灵，在道德、正义和价值面前拷问自己的灵魂，时时使心灵保持崇高和中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要像英国教育家柯蒂斯所说的那样：“我越热爱自己，就越不想模仿别人”，从而确立无尚的自尊。每一代人都在继承传统，对于后代来说每一代人又都在创造传统，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每一代人都是主人，要使学生懂得以主人的身份承担起思考的责任。进入心中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又痛苦的过程。

刚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心中常有一种魔障，即面对权威的阵容往往失去自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的一生很难有所建树，更不敢奢望超越权威了。不摆脱这一心魔的困扰，便不可能从事深入的科学研究，也不可能进入心中取得真经。导师应帮助研究生驱除这一心魔，树立自信，确立一种最高的道德：科学的殿堂里没有神，要有神就是我自己。这样的道德和信念，是成为科学家的重要条件。心魔的驱除与真经的取得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需要年轻人在科学研究上真正站立起来。

化学界每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足以使一个化学家阅读43年，可见各个学科积累资料之浩瀚。禅宗有一句借苍蝇钻窗纸比喻读书的话：“百年钻古纸，何时能出头”。研究生面对大量的书籍，都会有“何时能出头”的苦恼。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钻出头来，不但需要苦读精研，而且需要从无字处感悟，善于发现问题，这当中就有一本真经。有一则故事说古代有一位宰相于阳春三月微服私访，随从告诉他路边有人被杀，他视而不见。当他看到牛的鼻子出汗时，随即招来县令和老农询议数日。事毕随从问他，为何无视命案而深究牛鼻出汗？他说命案自有县令侦查，夏至未至而牛鼻出汗，不是预示大涝就是大旱，或者是风调雨顺，这关系到国库的盈虚，社稷的安定，作为一国之相不可不深究其理。将这个故事借用在科学研究上，就是命案题目虽大但学术含量不高，牛鼻出汗问题虽小却蕴涵科学真理；牛鼻出汗属于知识，阳春三月牛鼻出汗则是问题。科学上许多伟大的发现是从牛鼻出汗这一类问题入手的，牛顿根据苹果下落而发现万有引力、瓦特根据水蒸气原理而发明蒸汽机便是例证。要让研究生带着问题去读书，同时在读书中感悟牛鼻出汗这一类问题。“凡事问一个为什么，自有义理贯通之日。”尊重知识，但不可迷信知识；尊重权威，但不必迷信权威。科学拒绝迷信，迷信的人是无“出头”之日的。为研究生破除迷信，进入驾驭资料的自由王国，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导师传经的重要一环。

导师传经，得让学生理解导师的真经。要理解就得亲身体验，对于深邃的思想，没有亲身的体验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导师得带领或指引学生下苍龙窟，当学生探取第一颗明珠的同时，也就取得了第一本真经。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导师的真经。如果不让学生跟随导师一起下苍龙窟，或者不去指引学生下苍龙窟，只是在水面钓鱼，学生既不可能理解导师的真经，更不可能取得真经。

有这样一种现象，本科毕业生如能立即投身于工作，稍经锤炼便能进入角色，经过十年左右的拚搏即能有所成就。如果闲散数月，原本是国家级人才的料子已降为省级，闲置一年则从省级降为市级，闲居两年便从市级降为县级，学术上已很难有所作为。这一普遍现象颇似扁担的制作原理。农夫制作扁担，锯下树枝必须立即做成扁担，并且得随即使用，所挑重量需尽扁担的最大承受能力，试挑数日，扁担方成。如果锯下树枝经过数日才做成扁担，原本能挑五百斤的扁担也只能挑三百斤，时隔半月做成扁担便只能挑一、二百斤；锯下树枝即使立即做成扁担，本该能挑五百斤而起初只试挑三百斤，以后便只能挑三百斤。这是因为刚锯下的树枝浆液未曾流失，纹理鲜活，做成扁担承受重力，具有弹性和可塑性，数日后浆液虽然流失，但弹性却记忆了下来。试挑越重，记忆的弹性便越大。这就如同今日给手机电池充电，起初三次得充盈和用罄。锯下树枝待浆液流失纹理僵死后做成扁担，已失去弹性，不能再作扁担使用。扁担弹性的大小，便是扁担质量的优劣。扁担的弹性，一是由从锯下树枝到做成扁担的时间所决定的，二是由试挑的重量所决定的。扁担的制作原理，道出了人才培养的奥秘。

研究生一旦进校，导师应将做研究作为重点要求，使学生在思想上绷紧科研这根弦。然后便是让学生尽早进入研究状态，而不是游离于科研之外，这就如同锯下树枝需立即做成扁担使用。至于研究课题的选择，应体现学生的最大能力，如果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则应让学生介入较为重要的部分，这就如同扁担试挑的原理。一般来说，研究者第一次承担的是国家级课题，此人便可能成为国家级人才；第一次承担的是省级课题，则容易成为省级人才；第一次承担的是市级或县级课题，多半会是市级或县级人才。制作扁担的原理，就是培养人才的原理；扁担试挑的过程，就是培养能力的过程。现在高校和社会上通常的做法，是安排简单的课题或简易的工作先让研究生或就业的本科生“锻炼”。这种“锻炼”实际上是在关爱中毁灭人才。由此可以理解，大学培养不出一个天才，但是大学很容易毁灭一个天才。根据扁担的制作和试挑原理培养人才，这是导师传经的一个法门。

人皆有自身特点，天分也各不相同。不是所有的树枝都能制作成可挑五百斤的扁担，有的树枝不一定非要做成扁担不可，不同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研究道路，或者是选择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苍龙窟位于潭底，潭有深潭与浅潭之分，有大潭与小潭之别，潭水有寒水和温水之异，有旋涡与无旋涡之殊，潭底有窟多与窟少之差，等等。导师应根据每个研究生的特点，具有什么样的水性和潜能便使其深入什么样的潭，什么样的树材便让其试挑什么样的重担，也就是对什么样的学生传什么样的经，这就是因材施教。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将这句话套用在研究生教育上，就是导师通过传经将学生领进科学研究之门，至于取得怎样的学术成果和求得怎样的真经，则要靠学生自己的“修行”。完全放任学生是一种不负责任，是不尊重学生；完全手把手地教学生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是不信任学生。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被誉为“渔王”的渔父有三个儿子，从儿子孩时起就传授织纲、潮汐、鱼汛、鱼性、下网等捕鱼经验，为了使儿子少走弯路，他让三个儿子一直跟着他学，可最终儿子的渔技竟赶不上技术比他差的渔民的儿子，他为这一事实而苦恼。有一位智者告诉他，他的错误就在于只给儿子传授了技术，却没有给他们传授教训，对于才能来说，没有教训与没有经验一样，都不能使人成大器。这个故事说明，应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导师不能以自己的修行代替学生的修行，以自己的真经代替学生的真经。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应该允许学生走弯路，有失误，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而不畏劳苦的人才能“冷暖自知”，真经往往与挫折并存。

如果只是让研究生念导师的经，学生则难以取得真经；如果让研究生只念导师一个人的经，学生则视野狭窄，思维单调，甚至心胸狭隘。应该使学生放眼学术界，投身于学术界，在学术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一方面请进权威给学生讲经，一方面让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走出去寻访名师，使学生博采众长，在众多名家的点化中渐悟和顿悟。众人传经胜于一人传经，使药引更能发挥作用，使学生的思想火种点燃得更亮，学生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更能够取得真经。

当一个潜心学术的青年回首现实的时候，常会为社会的物欲和歪风所迫而使灵魂产生困惑；当一个执着的青年提出超越时代理解力的观点而遭受打击的时候，常会对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样的青年无论是在校还是已经毕业离校，作为导师应该传授真经的最后一课：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净化心灵的过程。学术成果的价值如何，取决于研究者心灵净化的程度，而不在于暂时有多少人接受。经历学术界残酷的一面，通常是科学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灵的孤独与创伤，是铸就一个学者的必要的代价。学科理解力的增强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必向学术界乞求理解，灰心丧气和乞求理解同样属于懦弱。科学探索便是心灵的拚搏，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坚持。通过此类真经的点化，学生便有可能保持本性，坚守生命的信念和价值，为科学事业而奋斗终生。

导师传授真经的法门，也是研究生求取真经的法门。

4、科研真经与人生真经

对于具有一定层次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不仅有一部科研真经，而且还有一部人生真经。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追求就是对人生的追求，因此科研真经和人生真经有相当的重合，研究者的层次和境界愈高，两者的重合面便愈大，一流科学家的两种真经则基本重合。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的学生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所以，研究生在求取科研真经的同时，也应该求取人生真经；导师在传授科研真经的同时，也应该传授人生真经。

西方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中国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才。旧中国积贫积弱，建国后急需科技人才，人才的大量培养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应该正确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教育宗旨。但是，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对人性论的彻底批判，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一部分不是人，不是缺乏人性就是人格有缺陷，有的甚至仅有贪婪之心和整人之术。人才和人不是同一个概念，人才不等于人，或者说人才不一定是人，也就是说有些人才不是人。当培养出来的人才从事数年或数十年专门的工作，便成了所谓的专家，因此专家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不是人。有的甚至成了权威或者是领导，所以同样有不是人的权威和不是人的领导。党性、民族性、阶级性、人性、本性，等等，人性和本性是基础，如果人性不好、本性不纯，不论在什么岗位，该腐败的还是腐败，该害群的还是害群。今天的高等教育，应该将科研教育与人性教育相提并论，以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科技队伍。这个人性教育既不是封建礼教，也不是政治说教，而是具有科学定义和时代特征的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对于研究生来说，求取人生真经与求取科研真经同样重要，甚至求取人生真经更为重要，首先要成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人才。当然，人是要从幼儿园开始培养的，清廉与高贵要从孩童抓起，每一代都不可以间断。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我们这个国家太需要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学和教育太需要人了。大师和学者是从人当中走出来的，而不是从人才当中走出来的。以培养人才为宗旨的教育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同样也很难培养出高层次的管理者。

有一些人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奋斗了十几年或几十年，也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怎么看也没有气质和风度，甚至连一点文化的味道都没有，来自农村的终于升华成了小市民，来自城市的又终于奋斗成了小农意识，一些研究文化的人也同样如此。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概念：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研究文化不等于懂文化。所谓文化，文是名词，化是动词，对于一个人来说，文化就是被文所化。一个人需要将所掌握的知识和方法、工作对象和研究对象、工作领域和研究领域、工作过程和研究过程内化成为精神，内化成为人格，内化成为智慧，才能对文化有所理解，才能具有学者的气质与风度。有一句话叫做“为学之大益，在于自求气质变化”，意思是说读书、做学问最大的益处，在于使自己的气质变得高贵。被文所化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是一个内修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追求气质变化的过程。一个智慧的人生，是学会失去什么，而不是学会得到什么。理解了这一点，气质就已经有了变化。一个人至少在本科生阶段就应该进行自我改造，研究生阶段的自我改造应更加深入，以求取人生真经。

一些人读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研究，只是将科学混同于技术，最终对科学是一无所知。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搞科研不等于懂科学。许多学术只是记忆加技艺，而科学则是永恒的探索与创造，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有些学科的研究者已没有科学的理念和思维，将学科整体降格为技术的范畴。科学是无尘的，与一切市侩无缘，要求研究者无限忠诚；科学探索是无止境的，否定迷信与守旧，要求研究者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科学的灵魂是创新，摒弃平庸和窠臼，要求研究者具有锐意进取的精神；科学的理念是无垠的，排斥狭隘与偏执，要求研究者具有博大的胸襟；科学造福于全人类，拒绝玩世与阴暗，要求研究者直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研究者的高下不在于从事何种研究，也不在于写了多少文字，而在于对科学理解的程度，是否具有科学精神。只有具有科学高于一切的人生观、屡下苍龙窟取得明珠、亲身经受过学术界残酷的一面、为坚持真理而长期忍受孤独的人，才能够对科学有所理解。懂得一点科学的概念，这既是科研真经，也是人生真经。

当今对专家和学者的概念已较为模糊，虽常分而尊之，但无区别的意识。一般而言，专家研究的对象是资料，追求的是对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专题的发言权；而学者则对多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心灵，将内修和悟道作为终生课题，追求的是社会的公正与繁荣、科学的倡明与进步、人类的灵性和境界。学者努力做到不骄不躁，大仁大爱，见性明智，虚怀若谷，不以己立，不以私废，不显山露水，不故弄玄虚，穷不失操守，通不失志向，追求真理，终身进取，为社会立志，为时代立言，善养浩然之气，以人道彰显天道。学者在逆境与顺境中磨练自己，既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也不阿谀奉承，随波逐流，只是追求一种永恒的清醒。没有认真便没有深度，学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以真诚之心回报社会的养育之恩，报答天地的造化之德。作为学者型导师，定当倾心传授科研真经和人生真经。衡量学者的标准，不仅仅是学识渊博，也不仅仅是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更重要的是风骨和操守，是否具有品格的力量。可见专家不等于学者，成为一名专家比较容易，而成为一个学者就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到处都是专家，而少见或不见学者。

有一句话叫做“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可谓至理名言。金庸小说中说武功练到一定程度会有内伤，得靠修炼“易筋经”化解，否则内伤日重，疼痛难忍，且有性命之忧。这虽是小说家的说词，但学术界也的确如此。人只知开卷有益，而不知书中有毒，即使满篇精义也往往致人“伤食”。清代诗人袁枚说：“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痴瘤。” 知识界有信“法轮功”者，即属典型的“痴瘤”。如何不致中毒，不生“痴瘤”，就得带着思想读书，就得靠内力化解。人只有不断内修，达到内力深厚，人品和学问才能日益精进。只“练拳”而不“练功”，此类人的研究层次和研究品味当不会太高，当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再不能更进一层，而且人性中清高傲慢、自私贪婪、妒贤嫉能的一面很容易表现出来，愈达高龄愈阴险狡诈。更有甚者，当少数没有“练功”、未经净化的人勉强成为权威，也多半同时成为学霸，除自己的门派和流派之外一律加以剿杀，好像自己所付出的辛劳只有以教主的身份才能得以补偿。“拳”与“功”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应有所偏废。大师和学者之所以谦虚、平和、慈爱、仁厚，都是不断增强内力修为的结果。研究生既要“练拳”，更要“练功”，既要“能吃”，更要“善吃”。

科学的灵魂是创造。科学是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事业，但就从事科学探索的心灵而言，则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就必须拥有创造的灵魂，可以说科学家生命的真蒂就是创造。科学探索需要用灵魂去进行真正的极其艰辛的思考，列夫·托尔斯泰说“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它是真正的知识”，而英国著名画家雷诺兹的名言则是“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逃避真正的思考”。因此，无论是从事科研还是从事其它何种工作，有无创造性思维不仅是能力问题，更涉及到人的品质问题。爱因斯坦认为“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无论如何，创造是一种人格，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格和最高尚的道德。中国人需要的是科学精神，是创造精神，而不是以技术的追随者和引进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结果只能是为夷人所败。在高等教育中，应将创造作为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赋予德育以新的意义。培养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应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

科学进步的程序是否定和超越。因此，学术界需要摒弃保守僵化的思想，需要宽容的环境，需要百花齐放的氛围。营造学术气氛，教育界责无旁贷。中国人一向尊师重教，这无疑是优良传统。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则是学术上可怕的血缘情节。在当今的一些学术领域这种血缘情节有增无减，年轻人的学术道路和学术价值趋向，都得听命于导师的策划与设计，以壮大门派的阵营。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外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年轻学人的肯定多于国内，而国内的肯定和提携往往来自于自己的导师和同门。封建社会将子女当作父亲和家族的私有财产，“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民主的思想子女则属于社会。学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事业，学生不属于导师，而属于社会。一个还具有封建帮会意识和血缘情节的导师，很难想象他对学生具有爱心，很难想象他对人类社会具有美好的愿望。科学需要胸怀，教育需要博爱。导师应该站在社会、科学和教育的立场上具有时代的胸襟，允许学生不必像自己，允许学生开拓全新的研究道路。唐代韩愈《师说》有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杜威说：陶行知是我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导师应该鼓励学生超越自己，超越师门，而不是师道尊严和论资排辈，这就是导师的大爱。学生贤于导师，超越导师，这是学生对导师的大敬，这是真正的 “名师出高徒”。只有大爱才能赢得大敬，只有教学相长才能出名师高徒。导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探讨，对学生进行真诚的点化，这对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至关重要，“良好的氛围是那些早到者（前辈科学家、导师）创造的”。导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才能真正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可。

目前国家正在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但是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人口素质的普遍下降，浮躁、浮夸的风气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确实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教育界也深受影响，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表现为学术肤浅，“注水论文”泛滥，抄袭与剽窃之风开始蔓延。在学术腐败的现象当中，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的问题应该引起思考，如果学生参加了导师的研究课题而共同署名则属理所当然，但相当部分的共同署名并非如此，导师指导学生研究是为天责，如果导师未作实质性参与则属侵占他人成果；共同署名的成果中有的隐藏着抄袭和剽窃行为，这又进一步涉及到道德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经发现导师则金蝉脱壳，将责任全部推到学生头上，这种逃避责任的严重性超出了学术腐败，应该对这类导师的整个人格产生怀疑。即使学生单独署名的论文缺乏原创性，或者有抄袭和剽窃行为，导师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一个社会连知识界和教育界都允许有人不去为不负责任和缺乏道德的行为负责， 这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就如同一座城市没有清洁工，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师道和师表不仅对学生的人生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优秀的导师无疑是导师队伍的主流，他们既向学生传授科研真经，又向学生传授人生真经，他们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圆融的智慧、崇高的境界、博爱的情怀，为青年一代树立起人生的标杆。

苏联卫国战争前期，苏联人民和军队在苏联西部对入侵的德军展开了殊死的抵抗，同时在东部组建了100多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战争后期当新组建的配备冲锋枪和卡秋莎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赴西部前线的时候，经年浴血奋战的非伤即残的老兵全部让道，拄着步枪向年青的部队行注目礼，心中无不坚信：苏联有这样的军队，这场战争已经胜利在握了！

取得科研真经和人生真经的中国新一代研究生，也一定会如同当年苏联新组建的部队，带着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不怕“离经叛道”，无惧重重剿杀，坚定地开创中国科学和教育的未来。

［作者2003年8月调进南航，2004年为申报美术学硕士点而撰写本文，本文由《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年第2期）删节发表］